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爸爸在县城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有时我想爸爸了，就央求妈妈带我去县城看爸爸。进城前，妈妈总先要去公社的邮电所打个电话，问问爸爸是否在单位。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很大的黑色手摇电话机放在高高的营业台上。打电话要通过总机话务员呼叫转接，想顺利打通电话很难，不是占线就是总机没人接，打不通电话就意味着去不成县城，见不到爸爸。

　　那时最快捷的通信工具要数发电报了。我表哥在河北唐山当兵，有一次他在来信中给我夹寄了2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我在学校一月的饭钱。表哥在信中说，他特别想家，但部队有规定不能随便回家，他就想让我帮他给部队发一封“母病重，速归”字样的电报，这样他就有理由向部队请假探亲了，那2元钱就作为发电报的费用，剩下的钱就归我了。我思来想去好几天，最终还是告诉了爸爸，爸爸责令我把2元钱退寄给表哥，同时给表哥写了一封长信，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事后表哥也想通了，并原谅了我的“叛变”，一封“假电报”就这样“流产”了。

　　后来到外地求学，我和家里联系主要是靠书信，一是它资费便宜，二是我从小习惯了写信。直到有一次，我在同学亲戚家里见到了一部体积很小的电话机，比小时候在集镇上见到的手摇式电话机精致多了。同学告诉我说那是程控电话，是最先进的电话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打电话可以不用总机转接，直接拨打市话和长途，真是方便极了。参加工作后，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办公室接打电话。我甭提多高兴了，心想终于能好好过足电话瘾了。

　　千禧年前，我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数字传呼机（BP机）。夏天衣服穿的少，BP机往腰上一挂，神气极了，见了熟人就一句话“有事，你呼我”。到了秋天，BP机会被外衣遮掩，我就把衣服扣子敞开，尽量把BP机露在外面让人看见。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一部西门子手机，比当时的大哥大小多了。腰里别着BP机，手里拿着手机，惟恐别人不知道。那时手机费特别贵，接打每分钟6角，不敢接，更舍不得打。自从有了手机，与外界联系方便多了，渐渐有了一种一日不见手机如隔三秋之感。

　　之后，我陆续换了摩托罗拉手机、彩屏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是一应俱全，但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说明书才学会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前几天，我收到一条微信，打开一看，远在首都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朋友正挤眉弄眼朝我笑呢，滑稽又可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从一名孩童长大成人，经历了生活的苦辣酸甜，也终于过足了“电话瘾”。

　　（作者为河南省太康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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