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北京大妈在某直播平台打赏男主播30余万元，被女儿们发现后，气得要跟她断绝关系。大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去找男主播索要打赏钱款。然而，男主播一改往日亲切态度，不仅拒绝退款，而且与大妈发生了肢体冲突。后经民警调解未果，大妈欲寻求司法途径继续索要打赏钱款。

这不是第一起由打赏引发的热点事件。此前，有未成年人趁父母不注意，巨额打赏主播事件；职场新人为打赏主播，不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钱财；已婚人士为打赏主播倾家荡产，引起激烈家庭矛盾……由此可见，非理性直播打赏会直接引发多重社会矛盾，危险性不容忽视。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我国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范直播打赏行为，导致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

首先，需界定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以确定打赏者与被打赏者的权利义务。关于打赏的法律性质，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属于赠与，二是认为属于服务购买行为。前者认为，打赏者无论打赏与否都能观看网络主播的直播内容，并非通过支付费用换取表演服务，之所以打赏，是为了感谢内容提供者，因此属于赠与；后者则认为，打赏者与被打赏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惠互利”关系，被打赏者通过表演服务为打赏者提供精神愉悦，打赏人支付费用，这种行为不符合赠与行为中的“无偿性”，因此属于服务购买行为。如有的打赏者通过打赏来点歌，或者获取主播关注换取聊天机会、主播微信号码等。因此，打赏并非普通观赏，而是企图某些回报的一种提前支付行为。

其次，需要明确网络主播的打赏收入属于何种性质，能否纳入个人所得税缴纳范畴以及缴纳方式，以解决“打赏”这一商业模式下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处于税收监管“真空”地带的问题。如上所述，如果直播打赏属于服务购买行为，那么主播的打赏收入就应纳入劳务报酬而非受赠财物，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曾开先河让某直播平台代扣代缴直播人员税款6000多万元。但鉴于目前大多数网络直播平台直接参与分成主播的打赏收入，能否直接由平台代扣税，则也需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

最后，需要通过必要限制，引导网友理性打赏。如建立网络直播用户实名制，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打赏功能；严禁网络平台内部人员虚假打赏，团队操作诱导“成瘾性打赏”，对此类恶意哄抬打赏金额的行为要严加惩治。此外，平台也应建立提醒机制，对于在一定时间内超过一定打赏金额的用户及时提醒，引导用户量力而行，健康消费。

除了应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外，各类直播平台的自我监管和外部监管也需及时跟上，唯有多方合力治理，才能够使“打赏”更好地发挥其激励作用，促进互联网文化繁荣。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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