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銀行卡開卡量，從每周上千張銳減到幾十張﹔一張銀行卡賣到電信網絡詐騙（下稱“電詐”）團伙手中，價格上漲了近10倍﹔販卡像販毒一樣費盡心思，例如把卡片藏在奶粉罐裡運輸出境……
　　2020年10月國務院聯席辦部署“斷卡”行動以來，廣東省公安機關迅速行動，打擊、整治、懲戒多管齊下，涉“兩卡”犯罪出現明顯拐點，電詐警情總數和涉詐“兩卡”絕對數大幅下降，打擊治理成效初顯。
　　“任何一宗電詐犯罪，都離不開‘兩卡’。”廣東省公安廳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副處長鮑良雄說，“斷卡”就是打中了此類犯罪分子的“七寸”。
　　300元購入銀行卡，轉手就賣3000元
　　“兩卡”是一種廣義的說法，主要包括通信類的手機卡、物聯網卡，資金類的個人銀行卡、對公賬戶及結算卡、非銀行支付機構賬戶等。
　　2020年9月，位於廣州市黃埔區的一家銀行網點，開卡數量較多，且存在抱團開卡的情況，引起了警方注意。
　　辦案民警經過排查，發現了一個在黃埔區、增城區及佛山、東莞一帶活動的開卡售卡團伙。
　　該團伙有上級卡商、下級卡商、“卡農”（開卡人）、“卡農”看守人員等具體層級，以招聘兼職為幌子，大肆拉攏一些法律意識淡薄且急需用錢的外來務工人員，讓他們來廣州辦理銀行卡，然后再低價購入、高價售出，專門提供給犯罪團伙用於洗錢等違法活動。
　　2020年10月22日，廣州警方統一收網行動，成功打掉該犯罪團伙，共抓獲30名犯罪嫌疑人。
　　據嫌疑人供述，主犯王某以1500元一套的價格，向卡商韓某收購銀行卡。韓某通過小眾通聯軟件或百度貼吧、QQ群發布招聘信息，以及在網吧現場招聘等方式拉攏中介人員，以300至600元不等的價格，誘使外來務工人員成為“卡農”，讓其開通並提供銀行卡“四件套”（銀行卡、U盾及密碼、手機卡、身份証）。
　　為確保新開卡能正常使用，該團伙雇佣10多人，將“卡農”暫時看管在小旅館、小公寓內，便於王某、韓某等人進行銀行卡網銀登錄及支付驗証等操作。
　　驗証成功后，王某、韓某等人再將“四件套”和綁定支付寶的手機，以3000元一套的價格出售給上級卡商。根據上級卡商的要求，在這些銀行卡、支付寶接收詐騙贓款期間，“卡農”需要被繼續看押，直到銀行卡或支付寶使用完畢。
　　“利用買賣賬戶轉移詐騙資金，已成為當前電詐的重要手段。”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支付結算處處長陳衛東說，上述案件中，一張銀行卡300元購入，轉手就賣3000元以上，堪稱暴利。
　　廣東省公安廳新型犯罪研究中心處長朱嘉偉說，實名非實人“兩卡”的存在，極大地增大了打擊難度，也滋生買賣、租售“兩卡”的黑灰產業鏈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兩卡”違法犯罪產業化趨勢日益明顯。以手機卡為例，開卡團伙想方設法辦理盡可能多的新卡，待價而沽。帶隊團伙按照收卡團伙的要求，在各類QQ群、微信群等發布收購信息，與開卡團伙交易后收取手機卡交給收卡團伙，后者再層層販賣賺取差價。
　　2800多名涉案人員被禁用通信業務
　　2020年9月份，廣東率先啟動打擊治理“兩卡”專項工作，並被確定為全國試點。公安機關、人民銀行、通信管理局等26個部門，開展聯合打擊、整治、懲戒。
　　截至今年1月6日，共鏟除涉“兩卡”犯罪窩點1500多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5100人，累計排查關停高危電話號碼232萬余個、排查管控涉詐風險的個人銀行賬戶530萬余個，公開懲戒不良信用通信用戶2873人……
　　“抓住了銀行卡的問題，就能真正打到這些犯罪團伙的‘七寸’。”鮑良雄說。
　　依托廳際聯席會議制度，26個部門打通壁壘，數據互通。據鮑良雄介紹，目前相關數據已經初步整合。此外，警銀加強合作，由銀行安排專人常駐公安機關，全面梳理排查異常開戶線索，推動大數據建模。目前已從存量銀行賬戶中發現了580萬個高危潛伏賬戶。
　　“這些涉‘兩卡’犯罪的高危賬戶，目前已經納入監管，實施隻收不付、不收不付、停止非櫃面功能等舉措。”陳衛東說。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輪打擊中，廣東有2400多人因出售出租出借銀行賬戶、個人銀行卡等失信行為被懲戒。5年內，這批人隻能使用現金消費，不能使用移動支付功能、不能注冊支付寶賬戶和開通微信支付。
　　還有2800多名涉嫌電詐犯罪人員、涉案號碼實名登記人員被列為不良信用通信用戶實施懲戒，其名下所有手機號碼、網卡等通信業務一律先行關停。
　　有團伙把十幾年前的老卡都翻出來用了
　　廣東經濟活躍度高、人口多、開卡基數大，一直是涉“兩卡”犯罪高發地，也是深受電詐危害的地區之一。
　　端窩點、抓嫌犯、破案件、嚴懲戒……“斷卡”行動開展以來，廣東涉“兩卡”犯罪出現明顯拐點。2020年12月，廣東電詐警情總數同比下降11.77%。“這一數據表明，連續4個月的打擊治理已初見成效。”鮑良雄說。
　　2020年12月的數據還顯示，廣東的新增開戶數量已經從全國第一降到全國第五，涉案的銀行卡開卡量，已經從每周上千張降至幾十張。
　　涉詐“兩卡”絕對數大幅下降，特別是新開銀行卡數量大幅縮水，直接導致販卡難度加大。有案例表明，市場萎縮后，有團伙把十幾年前的老卡都翻出來用了。
　　銀行卡終端價格也開始大幅上漲。最新數據顯示，現在一張銀行卡到了洗錢的環節，價格已翻了數倍，達到上萬元。“銀行卡終端價格上漲，也是打擊取得成效的很好証明。”陳衛東說。
　　“斷卡”行動取得實效的同時，犯罪分子也在伺機應變。
　　首先是用卡洗錢流程縮短，用卡方式改變。涉案銀行卡從之前“開卡—收卡—寄卡—洗錢”模式，演變成即開即用即棄、押人開卡轉賬等形式﹔從開販新卡洗錢，逐漸向以盤活、出租出賣存量舊卡洗錢及以貿易對沖形式洗錢轉變﹔從原來利用銀行卡轉賬，逐漸向信用卡轉賬洗錢轉變。
　　此外，為逃避打擊，境內大量詐騙團伙流竄到東南亞地區作案。同時，當地一些涉毒、涉賭等犯罪團伙也有“棄毒棄賭從詐”的趨勢，因此仍需要大量的銀行卡洗錢，這些卡都是從境內通過多種方式販運過去的。
　　“有時候一張卡要寄到邊境，手段像販毒一樣隱蔽。有放在奶粉罐裡的，還有夾藏走私的。”鮑良雄介紹說。
存量卡管理難度或將凸顯
　　盡管廣東打擊治理“兩卡”取得階段性成效，但面臨的總體形勢依然嚴峻，迫切需要拿出實招硬招應對。
　　電詐犯罪形態比較復雜，涉及資金鏈、信息流等環節多，取証、溯源難度大。一些現有法律不能很好解決此類案件辦理中遇到的難題，致使后續司法處理難度較大。期待立法機關根據實際情況加快法律法規更新，或者及時出台司法解釋，公布有指導性的司法判例。
　　部分監管環節還存在責任落實不到位的問題。例如，公安機關的主業是打擊犯罪，但受客觀形勢影響，現在卻花很大心力去做行業亂象治理。
　　鮑良雄說，特別是涉案電話卡方面，還存在社會代理商渠道管理混亂、遠程違規開卡等問題以及實名不實人卡、物聯網卡等大量用於作案的情況。
　　記者了解到，以廣州移動為例，2018年新增開戶900萬個，2019年新增開戶600萬個，2020年新增開戶400萬個。雖然在下降，但廣州每年新增流動人口僅40萬左右，哪來這麼多新增開戶？隨著時間推移，新開卡或許越來越少，但存量卡管理還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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