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主辦、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網絡治理與國際合作工作委員會指導的“網絡黑產協同治理研討會”在京召開，同時發布了《網絡黑產協同治理》報告（下稱《報告》）。《報告》指出，各大互聯網企業作為打擊黑色產業的主力軍，一方面要加強技術防護，提升網絡安全等級﹔一方面更要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尤其要就黑產問題建立有針對性的合作機制。與會人士建言，相關法律法規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為打擊網絡黑產提供支撐和保障。

　　互聯網企業成打擊網絡黑產主力軍

　　專家表示，治理網絡黑產不能單單依靠刑法及監管機構，各個互聯網企業的參與也非常重要。

　　針對當前網絡黑產治理現狀，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網絡治理與國際合作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北京郵電大學副教授謝永江指出，網絡黑產鏈條對大眾信息進行收集、販賣，為整個黑產行業提供了重要支撐。黑色產業鏈呈現長鏈條協作特點，使不同犯罪環節環環相扣，導致犯罪認定非常困難。

　　當前，國家為打擊網絡犯罪已採取各類措施。例如，犯罪預備和犯罪未遂階段都可被界定為犯罪的即遂狀態，這本質上是根據網絡犯罪特點採取有針對性的打擊措施。然而，謝永江進一步強調，打擊黑色產業鏈不能簡單依靠刑法及公安力量，因為刑罰標准高，同時公安警力有限。因此，全平台都應加入到打擊黑產的行動中。

　　具體而言，謝永江指出，互聯網企業在打擊網絡黑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協同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撐點。《報告》中也列舉了互聯網企業踐行網絡黑產治理的措施及案例。其中，抖音針對作弊、違規賬號及內容實施持續打擊，其官方賬號披露：2020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期間，抖音平台累計清理逾13萬條視頻、3.3萬個音頻、1862個挑戰，並永久封禁近83.6萬個賬號。

　　同時，為治理色情引流、分流現象，抖音還在2020年9月發起“打擊同城招嫖、色情引流”專項行動，在9月期間累計永久封禁色情引流、招嫖賬號逾30萬個，同期內封禁詐騙賬號逾3.6萬個。

　　此外，根據《報告》，為有效進行黑產治理，當前很多頭部互聯網平台還與警方建立聯席打擊機制，例如，為打擊平台上滋生的售假行為，抖音已配合多地警方從刑事層面懲治了多個利用抖音進行黑產犯罪的團伙，自2020年年初至2020年10月末配合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100多名。不過，業內人士也指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保証黑產打擊效率應當進一步論証是否由各大互聯網平台分攤部分執法層面的責任。

　　“希望本次研討會的舉辦能夠引起社會各界對黑產治理的進一步重視，未來能夠共同協作，聯手肅清黑產鏈條。”謝永江呼吁。

　　建立協同機制提升打擊效率

　　業內觀點指出，在互聯網平台加入打擊黑產行動的同時，也需要整個行業貫徹協同和自律原則，建立和完善治理機制，提升對網絡黑產的打擊效率。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教授劉文杰認為，為維護網絡清朗空間，保護公眾合法權益，互聯網平台無疑應擔起社會責任。但是，網絡黑產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畢其功於一役，黑產治理也不應由個別平台獨立承擔，而是需要主管部門、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公眾各司其職、共同參與。

　　劉文杰建議，網絡黑產治理應遵循三條原則。

　　第一，對於網絡平台，應採取過錯責任原則，即網絡平台應就其核查不力、審核不力、管理不力造成網絡黑產泛濫的危害負責。劉文杰認為，網絡黑產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商業運作模式，有技術提供商架設服務器並開放軟件，還有宣傳推廣服務商提供大量社交賬號。當前，很多網絡黑產寄生於互聯網平台，這些黑產制造方不僅損害平台利益，還會將平台用戶導流至其私域空間中。這種情況下，正規、合法的平台是有足夠動力來消除網絡黑灰產的。然而，非法內容審核技術演進的同時，違法犯罪分子的應對技術也在升級。因此，社會及有關部門應把打擊聚焦於專門以黑產為業的上、中、下游參與者，而對於正規、合法的互聯網平台，應就其開發、完善打擊黑產技術模型予以鼓勵。

　　第二，網絡黑產治理一定要貫徹“協同”和“自律”原則。近年來，國內互聯網企業先后出台針對網絡黑產的打擊措施。例如，淘票票的“評分反作弊系統”、今日頭條的“靈犬”內容反低俗工具、抖音的“啄木鳥舉報平台”等。劉文杰指出，黑產治理單憑一家之力往往治標不治本。由於網絡黑產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傳播鏈條呈現跨平台特征，因此不同互聯網平台之間的協同是必要的、必須的。

　　第三，在治理網絡黑產過程中需要遵循平衡原則，即在對網絡信息實施管控時，注意網絡空間秩序和用戶通訊利益之間的平衡，實施治理時盡量避免將合法訊息一並刪除。

　　“對於網絡黑產的治理，在利用技術手段和其他的治理措施進行綜合治理的大前提下，也要注意遵循一定的平衡和比例，唯有如此才能起到真正有效消除網絡黑產的效果。”劉文杰說。

　　針對大量通過“養號”等手段買賣個人信息、參與黑產產業鏈的行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副教授認為，要加強個人網絡素養，讓個人不僅僅成為黑產的被動受害者，還要成為積極主動參與的治理者，包括建立個人投訴和監督機制等措施。

　　以美國知名社交平台Facebook的數據泄露事件、斯諾登事件為例，許可指出，這些案件都是通過內部人進行舉報而最終曝光。因此，我國也可以嘗試建立“內部吹哨人”制度，通過國家與行政層面的獎勵機制，促進內部人主動揭開行業內幕，讓內部人參與到對於違法犯罪的打擊中。他還指出，為有效進行黑產治理，我國應建立網絡安全或者黑產防治行業協會、組織體，進一步強化相關技術標准。

　　在《報告》中，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四新還指出，網絡黑產呈現跨平台對接、團隊化操作、專業化作案等特點，因此網絡黑產治理需要互聯網平台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形成有效聯動機制，同時更要克服各自為戰的狀態﹔互聯網企業應在信息、黑名單及治理措施等方面建立協同機制，不斷提升全平台共同參與、共同打擊網絡黑產的效率，為互聯網產業業態和內容生態向好創造條件。

　　法律法規尚待完善

　　與會人士建言，相關法律法規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明確相關法律概念和執法責任，為打擊網絡黑產提供支撐。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方禹指出，網絡黑產治理的關鍵在於如何定性、如何歸責、如何治理。

　　首先，對於網絡黑產如何定性，方禹指出，網絡黑產有三類主體，第一類是公司，也就是從事網絡黑產相關活動的主體﹔第二類是平台﹔第三類是用戶、網民等其他主體。對於責任主體，方禹認為，過往的思路是“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戶”，但如今互聯網企業在整個網絡環境中的作用、責任需被重新定義。《報告》指出，互聯網企業應是黑產治理的主力軍，要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針對黑產治理問題建立聯合防御、打擊機制。

　　其次，對於網絡黑產問題如何歸責，方禹認為，黑色產業鏈上存在三類責任，一是法律責任，二是治理責任，三是平台責任。針對平台責任，方禹進一步指出，隨著今天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成熟，平台提供的服務已經發生了變化，其相對應的責任也應該與時俱進。

　　再次，對於網絡黑產如何治理，方禹表示，從法律角度考量，黑產治理包含立法和執法兩方面。立法方面，通過主體分類和歸責，可以利用現有法律體系對網絡黑產具體行為定性。執法方面，需要考慮執法成本、執法資源、執法效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昊表示，黑產治理還應著重關注未成年人保護問題。他指出，若網絡黑產行為被界定在《電子商務法》管轄范圍內，則依照《電子商務法》的推定規則，交易人參與電子商務交易時是被推定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的﹔但是，如果青少年參與網絡上具有商業性質，或者可能具有詐騙性質的活動，這樣的推定方式並不穩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二）》，明確了當青少年在未經其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參與網絡付費游戲或者網絡直播平台“打賞”等方式支出款項時，人民法院應支持監護人對平台方提出的退款需求。

　　為引導未成年人良性上網，國家網信辦於2019年組織抖音等短視頻平台試點上線了“青少年”模式，在該模式下，用戶每日首次打開APP時，都會接收到彈窗提示，以引導家長及青少年選擇“青少年”模式。當前，抖音等平台中常設有“青少年”模式，在該模式下，未成年用戶無法使用直播、打賞、充值、提現等功能，此外對於經核實的未經監護人允許未成年人打賞予以全額退款。

　　除青少年保護外，李昊指出，對於網絡黑產行為所造成的個人數據、個人信息泄露等嚴重后果，事后法律救濟問題是關鍵所在。他表示，目前《民法典》裡有專門針對個人信息保護、自然人隱私保護的相關規定，尤其是在個人信息保護及處理方式上制定了原則，同時明確了相關的禁止行為。但是，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不當轉賣時，侵權責任界定和救濟方式等仍存在一定爭議，因此相關法律法規仍需得到進一步完善。

　　此外，對於數據泄露等事件暴露出的“破除反爬措施”中，何種程度上構成侵權的問題，許可表示，實踐中仍存在大量困惑，其中涉及數據爬虫、黑產等問題，主要為源頭性犯罪，但是，如何去判斷罪與非罪，在刑法層面和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層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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