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礎設施是新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基石。綠色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客觀要求，是推動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體現。綠色發展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可持續的發展，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發展與保護協同共進的根本要求，是“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內新基建的必然要求，是帶動促進傳統基礎設施綠色化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單純依靠財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增長不可持續，建立在過度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基礎上的增長得不償失。我們既要創新發展思路，也要創新發展手段。要打破舊的思維定式和條條框框，堅持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基。我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鋼鐵、石化、建材等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行業，長期存在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給資源環境承載造成極大壓力。資源消耗多、環境污染重、生態受損大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突出短板，要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新模式，必須統籌發揮好生態環境保護的倒逼、引導、優化和促進作用。中央明確要求打造集約高效、經濟適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其中，集約和綠色是新基建的應有內涵，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必然要求，是項目儲備選擇、投融資安排、布局選址等決策的重要方向。生態環境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5G、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高耗能新基建，迫切需要推動綠色設計、節能減排、集約和綠色發展。

　　我國人口多、資源少，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弱，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硬約束。綠色發展要求我們始終把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決不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來謀求發展。在特定條件下，人類可以利用的傳統資源有限，越用越少。因而“發展極限論”等絕對化觀點認為，全球資源難以支撐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達到發達國家生活水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技術、數據作為新生產要素。新生產要素具有可復制、可共享、可增值的特性，越用越多，將創造出可持續的新增長點。創新可以突破傳統資源的限制，這意味著我們可以依靠創新走集約化、綠色化發展道路。要適應人民群眾對綠水青山的期盼，加快推進綠色新基建和傳統基礎設施綠色化轉型升級，支撐構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產業體系，引導構建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生產、流通、消費方式。積極發展綠色生態環保產業，與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產業融合，拉動綠色新基建，形成新業態、新動能。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定義：綠色經濟是促成提高人類福祉和社會公平，同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和生態稀缺的經濟，是一種低碳、資源高效型和社會包容型經濟。因此，綠色發展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新模式，包括但不限於節能減排、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還包括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消費、綠色資源、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綠色金融、綠色投資、綠色貿易、綠色創新、綠色教育、綠色就業、綠色治理等廣泛的經濟社會領域，是一個綠色的生產、生活、組織體系，必然需要綠色新型基礎設施體系作為支撐和引領。廣泛使用的綠色創新、環境創新、生態創新等概念，不僅包括環境技術創新，還包括綠色工藝、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創新，以及相關的綠色組織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綜合全球綠色經濟、生態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以及綠色新政的發展態勢可以看出，人類文明正在經歷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綠色新基建將引領人類綠色發展的新未來。

　　（作者為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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