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正在掃碼開共享單車。

　　堆積如山的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運維員唐彪正挨個樓層尋找失聯車。

　　唐彪正在地毯式搜索失聯車。本組圖片均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 李若一/攝

 

　　編者按

　　共享單車的興起，催生了新的職業，大街小巷中多了尋找失聯單車的一群身影，他們是“單車獵人”——共享單車運維員。將無序停放的單車，一輛輛推到指定停車區﹔當街檢修故障車﹔在大街小巷甚至荒郊野外搜尋失聯的單車。從垃圾堆裡翻找，從河裡拉拽……他們是怎麼工作的？又是怎麼讓單車“起死回生”的？不久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跟隨單車運維員走街串巷，尋找失聯單車……探尋這些“單車獵人”不一樣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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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時剛過，北京天通苑地鐵站迎來了人流最為密集的時刻。許多上班族騎著共享單車匆匆趕來，把車隨意一停，快步走入地鐵站。同樣忙碌的還有地鐵站周邊的共享單車運維員，唐彪身穿藍白相間的馬甲，頭戴黑色棒球帽，“戴帽子不是為了防晒，是陽光太刺眼，看不清。”

　　他把無序停放的單車，一輛輛推到指定停車區，整整齊齊地擺成一排。在他眼裡，隨意停放不一定代表人們素質低，“可能只是因為忙，趕時間”。

　　從2018年年底開始，每天早上7時多，唐彪都會帶著兩個充電寶，十幾樣修車工具，騎著電動車，來到負責區域。

　　“你有新任務，請及時處理”

　　雖然沒有刻意記錄，但唐彪每天的工作和一串數字連在一起：他要連續8小時在戶外，處理近百輛單車。常常要奔走30公裡以上，把失蹤、閑置的單車找回來，放回本屬於它的位置。8時到10時在地鐵站附近擺放、調度單車，維修故障車，10時到16時尋找失聯車，16時到20時在社區內修車，是唐彪一天的工作節奏。

　　一邊啃著煎餅，一邊掏出嚴重磨損的手機，觀察負責區域裡新增的故障車、失聯車，規劃出最優工作路徑。11個月裡，他每天都在重復著這樣的工作流程。9月19日上午9時30分，唐彪收到一條語音提醒：“你有新任務，請及時處理”。他打開后台系統，系統上顯示的地圖被劃分成無數的小方格，方格裡標記了若干黃點，“這些小黃點是等待維修的故障車”。他很快鎖定了目標，開始尋找。

　　“就是這輛。”唐彪點了下后台系統的響鈴鍵，故障車隨即發出清脆的“嘀嘀”聲，他循聲找去，發現一輛掉了車座的共享單車停在路邊。他捏了捏車把手，挨個排查故障。掏出扳手、改錐、除鏽劑等工具，扶正歪掉的車座，擰緊鬆動的螺絲﹔他一手轉動腳蹬，一手噴除鏽劑。不到2分鐘時間就修好了這輛故障車。

　　這顯然是容易找的，還有很多時候，他要在寒風或酷暑中搜索好久，小區的樓道、地下車庫，村庄附近的雜草叢都是他和同伴費力查找的地方。費了半天勁兒，卻無終而返也是常有的事兒。“當然少不了抱怨，也覺得累，但是我喜歡戶外。”唐彪覺得，這份工作也像做公益，“在用戶著急用車的時候，把車修好”，這一刻，他覺得很有成就感。

　　共享單車的運維工作涉及到調度、巡檢、維修等方面。王金明是一名淤積單車調度員，負責北京國貿橋至八王墳東公交站區域，工作時間是下午4時到凌晨12時。

　　國貿地鐵站每天客流量達30萬人次，早高峰時段，八王墳公交站有近35萬人進城。“潮汐效應”是共享單車進入城市后，一直未能有效解決的問題。王金明說：“每天都有20多輛三輪車來這裡調度，估計有幾千輛淤積單車。”

　　“清車要排隊”，建國路輔路道路狹窄，車流量大，隻有一小片指定停車區，“等10分鐘到40分鐘都有可能”。在各種顏色的共享單車中，“挑選”自家的單車，是一門技術活，把重約15公斤的共享單車，一輛輛舉上三輪車，也是體力活。

　　王金明把淤積單車運輸到單車緊缺的地鐵站，通常，共享單車等不到被放到停車位，就被人掃碼騎走了。一次拉30多輛單車，一天運五六趟，胳膊酸脹，小腿肚子疼得像是跑了全程馬拉鬆。他說：“最難熬的是夏天”，1天要喝8瓶水，衣服黏在身上從來沒有干過，有時甚至可以擰出水來。

　　每每擺放自行車的時候，王金明都會回想起小學時義務擺放自行車的經歷，“我喜歡擺自行車，而且必須擺得整整齊齊”。這種愛好，讓他很快找到了規律：對齊自行車后輪中軸線，自然而然就擺成了一條直線。

　　共享單車運維員以男性、90后為主，一般月薪在5000元以上。截至2017年7月，共享單車行業帶動10萬人就業，當時中國每新增100人就業，就有1人從事共享單車行業。

　　除了完成維修、調度工作外，尋找失聯車是他們的核心KPI。每輛單車都有SIM卡（單車身份識別卡），可以時時向系統發送位置，一旦系統無法定位單車，它就成了一輛失聯車。失聯車發出的最后位置，最后一位用戶的騎行軌跡，是失聯車發出的“求救信號”，也是找到它僅有的線索。

　　10時30分，系統又給唐彪派了一單任務，尋找標記為灰色的失聯車。跟著定位，唐彪進入了一個小區的地下車庫。他騎著電動車穿梭在車道間，然后，他在電梯口處停了下來，打開手電筒，掃碼、拍照。“這輛車已經閑置了26天，但不是目標車。”他按了下響鈴鍵，跟著聲響往角落裡走，看到紅點閃爍，“是它”。后台顯示這輛車在這裡已經停了39天，正在持續掉電。

　　“（小區）電梯口、出入口，這些地方容易找到車”，這是因為用戶的騎行習慣，“他們不想多走一步”。大約40分鐘，唐彪在地下三層車庫裡，搜出了5輛共享單車。他一手抓著電動車車把，一手握著單車車把，將單車一輛輛運到地面，“共享單車的電子鎖需要太陽能充電，長時間在地下，余電耗盡，便會失聯。”

　　和失聯車死磕到底

　　運維員涂順的手機裡存放著許多單車的照片，有堆積成山的共享單車，有被丟在廢墟、垃圾堆、河裡的共享單車，還有被填埋、被肢解、被焚燒的共享單車。這些都是涂順親眼見過的，他也無數次把單車從“死亡”邊緣救回。

　　目前在江西南昌工作的涂順從沒想過，這份平常的工作會有如此多的“意外”。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小區一樓的一個院子裡，放著一輛共享單車。他想也沒想就去敲門，“一個老大爺開了門”，涂順說自己是工作人員要求還車。老人瞅了他幾眼，冷冷地說：“憑什麼說是你的？這是我撿的。”說罷，老人就關上了門。

　　涂順沒有放棄，還是一個勁兒地敲門。10分鐘后，老人開門了，他還沒來得及開口，老人就拿起掃把揍他，用掃把敲他的背，他趕緊往外跑。無奈之下，他隻能打電話報警。警察來了敲老人的門，“一直敲一直敲，敲了很久，都沒開門。”

　　涂順不想放棄，他悄悄跟著老人來到市場，想趁老人買菜的時候，把私鎖剪斷，帶回單車，但還是被老人發現了。最終，涂順不得已翻進院牆，把單車“偷”了出來。“從此以后，我再不敢去那個小區了。”

　　挖被“活埋”的單車，是涂順最為特殊的一次“救援”經歷。今年8月，在江西南昌李家庄的一處大型工地上，40多輛共享單車的信號集中在這裡，又集體消失。挖掘機轟隆隆地咆哮著，鋼筋、磚頭、碎石塊堆積著，尚未被推倒的半截牆體上寫著“拆”字。涂順環顧四周，並未找到系統上顯示的單車，他按下了響鈴健，也沒聽到任何聲響。

　　涂順詢問附近的工人有沒有看到廢棄的共享單車，沒人理他。他走上一個雜草叢生的土坡，眼看著手機上顯示的定位就在這裡，卻怎麼也找不到車。他彎下腰，順手扒了扒手邊的雜草，意外發現了被埋在土裡的把手。

　　“咱們的車被埋在土裡了。”涂順向同事大喊，他撿起一根胳膊粗細的木棍，沿著把手邊，一點點挖了起來。其他幾個同事拿起了鋤頭、石頭，有的同事用手挖車。很快，他們全身就濕透了，像是從水裡撈出來的一樣。

　　一口氣挖了兩個多小時，手套磨破兩個大洞，灰頭土臉的涂順，挖了個半米深的坑，終於把一輛單車挖了出來。挖出來的單車滿身泥土、車輪變形、鏈條斷裂。5個人挖了一整天，隻找到了18輛被“活埋”的單車。

　　涂順分析，應該是工地的工人把車騎到這裡的，“系統顯示每天都有300多輛車被騎到這裡”。施工的時候，有些單車就被壓在了下面。“肯定是故意的，幾十輛單車多明顯，稍微繞一下路就不會被埋。”他曾多次和工地負責人溝通，但對方說，“工人要騎車來上班，我們也管不了。”

　　在涂順的印象裡，村庄、工地是共享單車被私佔的重災區。“他們有需求，卻又不會使用手機。”涂順說，一些農民工不懂掃碼，也沒有開通線上支付的功能，而且建筑工地上又有便利的“作案工具”。幾乎每個私佔單車的工人都會告訴他，“車是我撿來的，放在路邊也沒人要，我不知道私佔是違法的。”

　　“每天回來都臟兮兮的，還挨不少白眼。”為此，妻子埋怨他，不止一次地勸他換個工作。但涂順依舊在堅持，他希望壞車每天都能少一些，城市每天都能更好一點。

　　“讓天下無獵可打”

　　2016年年底，共享單車開始野蠻生長。此后，單車市場逐漸從“藍海”變成“紅海”。據《中國共享單車行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2017年，累計投放單車2300萬輛，覆蓋200個城市，注冊用戶超過2.2億人。

　　2000多萬輛共享單車的快速投放，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使用效率低下、亂停亂放等問題，以致許多小區門口挂上了“共享單車不得入內”的牌子。

　　僅在北京，目前備案的共享單車就有191萬輛，然而共享單車的月活躍度不足50%，這些不活躍的單車，有不少進入了“單車墳場”，還有一些被損壞、私佔。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國外。2017年6月，共享單車首次出現在英國曼徹斯特街頭。據《曼徹斯特晚報》報道，不到一個月，1000輛單車中已有至少50輛遭到破壞。同國內的情況類似，它們被撬鎖，被拆卸，被扔進河裡。

　　僅2018年一年，哈啰單車在全國360多個城市，就拆掉私鎖36萬把，重量超過540噸。哈啰單車公關總監王帆表示，運維成本和社會成本是共享單車難以盈利的原因之一。

　　“最終能否盈利要看國民素質。”摩拜單車創始人曾稱：失敗了就當做公益。運維員們觀察到的情況是，私佔主要有兩種。一種關鎖私佔，撕掉或刮花二維碼，這樣做的一般是上班族，圖方便﹔另一種是開鎖私佔，破壞原有的電子鎖，上私鎖，一般發生在農村、工地，是出於佔便宜的心理。

　　“一般就是貪小便宜，但也有更惡劣的行為。”負責超區管理的孫冬冬，經歷過倒賣單車的事兒。今年5月，后台出現一個極為反常的情況，100多輛投放在北京的單車，定位顯示在河北廊坊的一個村裡，“這種現象很少見”。通常單車運營都有一個范圍，主要集中在市區，偶而會有人把車騎到周邊農村，出現超區運營的情況，但一般都是少輛車，像這樣100多輛都集中在一個村裡，顯然很不正常。

　　孫冬冬和同事來到系統顯示的地方——廊坊和北京交界的一個城郊村。有個村民騎著一輛沒有電子鎖的單車，從孫冬冬眼前經過。他攔住村民，“這車是你的嗎？”村民白了他一眼說：“是我的，我花20元錢買來的”。孫冬冬表明自己是工作人員，但村民仍拒絕還車。

　　根據村民提供的買車線索，孫冬冬來到大武龍村。他看了看后台系統，灰色的點聚集在一起。他跟著導航走進一個普通農戶家，十幾輛被鋸斷車鎖的單車排放在院裡。孫冬冬喬裝成買家，“還有自行車嗎？我們需要大量的車”，一位70多歲的老人用方言告訴他“等兩天會回來一大批車”。當孫冬冬說自己是工作人員時，老人立馬改口，“我不知道，這些車是我兒子弄回來的”，一邊說一邊攆他們出去。

　　很多人認為，共享單車是反映市民素質的一面鏡子。但運維員劉曉東不願意用道德、素質這樣的字眼來定性。自2018年9月6日入職以來，劉曉東在廣西桂林、南寧、欽州的各個城市輾轉，“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特點”。

　　劉曉東相信，最終要靠技術解決問題，用規則約束用戶行為。一些城市試水“電子圍欄”，共享單車必須停在虛擬停車框中，否則無法鎖車結算。還有共享單車企業通過信用分規范用戶的停車行為。“讓天下無獵可打”，這是劉曉東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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