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圖團隊使用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進行實驗。騰訊優圖供圖

　　6月19日，借助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深圳失聯19年男孩被找回，和父母相認。受訪者供圖

　　徐某夫婦在深圳街頭把尋子啟事攤開並接受媒體採訪。受訪者供圖

　　【編者按】 科技改變生活，也改變父母尋子的路程。

　　2014年上映的電影——《親愛的》，把失子家庭之痛呈現在公眾面前。從失子那一刻起，他們踏上漫漫尋子路，從繁華都市，到偏僻鄉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他們尋子的身影，但多數都無功而返。

　　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正在改變這種狀況。近些年，從公安部、民政部到騰訊、百度、今日頭條，政府和企業在合力完成一項任務：借助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讓被拐和走失兒童回家。

　　AI尋親，一個源代碼，便是失子家庭的一個希望。沒有一項技術應用，會比讓失散的親人團聚更圓滿。

　　如果孩子被拐10年時間，案件線索中斷，僅憑一張被拐時兩三歲的照片，如何找到他？

　　這是發生在2009年前后的10起拐賣兒童案，2014年嫌疑人被四川警方抓獲時，由於買賣兒童的中間人沒找到，10名兒童一直下落不明。

　　桂宏正的孩子也是被拐的一員。10年來，他們嘗試尋子的方法，都是徒勞。孩子被拐前唯一的一張照片，印在尋人啟事上貼滿城市的電線杆﹔群發在論壇和貼吧上﹔印制在尋人扑克牌上。都沒有結果。

　　警方也在尋找，曾帶著嫌疑人前往汕頭指認現場，聯系沈陽著名刑事相貌專家模擬孩子10歲左右的畫像，甚至前往汕頭篩查2009年左右上戶口的男孩，同樣無果。

　　直到2017年底，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在企業調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后，提出在四川這起積案中初次嘗試。

　　2019年，借助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這10名被拐男孩成功比中7人。隨后，深圳警方同樣依托該技術，找回5名被拐兒童，其中時間最久的，已經被拐19年。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打拐辦主任陳建鋒認為，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將警方尋人的范圍縮小，以四川的拐賣兒童案為例，AI技術將原本十幾萬的數據范圍縮小到三位數以內，大大縮小了警方的偵查和落地工作。

　　目前，這項技術尚在起步階段。陳建鋒認為，下一步會考慮向全國范圍推廣。同時，AI技術只是尋親的輔助方法，最終的認定，還是需要進行DNA比對。建議尋親家屬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機關將NDA錄入信息庫中，“技術是輔助，現實中，尋親只是一滴血的距離。”

　　10名兒童被拐下落不明

　　過去的幾年裡，四川打拐辦的民警們，一直在和一起拐賣兒童案“較勁”，民警心系的，是案件中已經被拐賣10年的10名兒童。

　　2014年，警方抓獲了一名拐賣兒童嫌疑人王浩文，發現同年發生在四川遂寧、巴中、南充的三起案件，均是王浩文以給孩子買東西為由，將三名男孩拐走，並通過中間人以10萬元左右的價格，賣往廣東汕頭。

　　三名被拐男孩很快被解救，王浩文等5名嫌疑人因拐賣兒童罪獲刑，其中王浩文是主犯，獲刑15年。

　　專案組在偵查中還發現，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四川其他城市發生的10起拐賣兒童案中，嫌疑人作案手法、相貌特征均和王浩文相似，在審訊過程中，王浩文也承認這10起積案均是他所為，但他堅稱帶走孩子的一名中間人，始終沒能找到。

　　線索就此中斷。

　　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是，這10名被拐男孩，去向應該都是在廣東汕頭。四川省公安廳打拐處處長蔣曉玲回憶，王浩文每賣掉一個孩子，喜歡在當地立即將錢存進賬戶，而在汕頭，王浩文有多筆進賬。

　　根據公開資料，2014年末，汕頭總人口（戶籍）是546.57萬人。蔣曉玲明白，想要找到這10名被拐男孩，如同大海撈針。

　　所有可以想到的辦法，專案組民警都有嘗試。

　　2014年底，民警將王浩文從看守所提出來，押到廣東去指認他和中間人接頭的地點。到了目的地，他卻只是說找不到了，“路都變了，認不出。”在語言不通的汕頭，這些四川的民警試過挨家挨戶走訪，沒有結果。

　　2015年，專案組聯系了沈陽著名刑事相貌專家、中國刑警學院的趙成文教授畫像，根據孩子們被拐時3歲左右的照片，模擬出他們10歲左右的畫像。

　　根據這些畫像，民警前往汕頭，花了10天時間，從當地十幾萬適齡男孩的照片中一條一條比對，用肉眼看是否相像，分析家庭中是否有懷疑的因素，比如男孩和父母年齡差別多大，有幾個姐姐，和姐姐年齡差別多大，是否同一年有兩個孩子？

　　通過這種“笨”方法，民警從十幾萬的數據裡，挑出300多張照片帶回四川，組織家長和幼兒園老師進行辨認。青少年時期正是相貌變化最大的時候，蔣曉玲說，家長辨認時，時常會覺得這都是自己的孩子，看著看著，夫妻之間有時又會為了當初丟孩子的事，陷入爭吵。

　　被拐男孩小杰（化名）的父親桂宏正在接受媒體採訪中，提及當時的辨認結果時，總認為真的找到了孩子，因為“太像了，感覺有80%的把握。”辨認最后，民警從這300多張照片中提取了176張“特別像的”進行DNA比對，可最終，一個也沒比中。

　　蔣曉玲認為，僅憑肉眼去觀察，是很不科學的方法，“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專案組沒有放棄，2016年，他們前往汕頭篩查2009年左右上戶口的男孩，可篩查出的疑似對象數量太多，無法一一調查核實，這項工作最終也隻能停擺。2017年5月，他們又找到企業發布定向尋親信息，印發了1萬份尋親懸賞公告，結果隻有十幾個電話打來核實情況。

　　如何繼續尋找這10名被拐男孩，局面陷入了困境。

　　依托AI技術找回7名被拐兒童

　　2017年，正是人工智能（AI）快速發展的時期，人臉識別技術，已經運用到警方的辦案領域。企業已經可以運用人臉識別技術，通過一張照片，和數據庫中N個人臉進行比對，找出最相似的一張臉或多張臉。

　　同年底，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到企業調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后，陳士渠很感興趣，他想起了四川的這起拐賣案，他曾多次前往四川督辦此案，希望找到突破口。事后，他讓企業的技術團隊和四川警方對接。

　　工作的第一步，是四川警方從家長手中收集孩子被拐時的照片，所幸的是，這10個孩子都保留被拐前的生活照，照片老舊發黃，有的家長們用油紙一層層的包裹，其中年齡最小的，隻保留有兩三個月大的照片，還有的因為父母長期打工搬家，照片已經丟失，隻留有報案時留在警方DNA數據庫的掃描文件。

　　在四川警方工作人員蔣曉玲看來，當時他們的期待，只是為尋找孩子多一條路，能走通就走，走不通，就再換一條路。

　　收集的10張照片，被統一送往企業的優圖實驗室裡，他們再用數字化高清儀器將照片提取出來。

　　2018年11月，在進行了第一次的比對后，10個文件夾壓縮包轉交到蔣曉玲的手上。每個文件夾裡有101張照片。第一張照片是被拐兒童兩三歲的樣子，剩下的100張照片，是100個13歲左右的兒童，他們以滿分100分制降序排列。

　　這100張照片下方寫著分數。蔣曉玲介紹，以75分為例，如果兩個人臉比對分數超過75，則這兩個人臉是“萬裡挑一的像”。再如98.3分，意味著照片中的人與被拐兒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個人。

　　照片交回到四川警方，后續仍有繁雜的偵查和確認工作。蔣曉玲組織民警，先用四個多月的時間，進行了基礎的刑偵和落地工作，最終的認定，還是需要通過DNA的數據比對。

　　比對工作先后進行了三次，第一次的比對，找到4個被拐孩子。2019年2月進行第二次比對，找到1名兒童。2019年3月第三次比對，又找到兩名兒童。至此，這10名被拐兒童中，隻有3人尚未被確認身份。

　　這個結果讓蔣曉玲和團隊驚喜，尤其是那張被拐時隻有兩三個月大的孩子照片，最終竟也能比中。在她看來，這初次的嘗試，顯示出技術的強大，而同時，算法也在不斷進行優化，因此才有了先后三次的比對。至於剩余的三名被拐男孩，蔣曉玲懷疑，有可能不在汕頭地區，而他們接下來的工作，除了尋找剩余的三名男孩外，還包括對涉案人員的追責。

　　2019年，正在服刑的王浩文再次被四川警方從監獄提出來，其他涉案人員也被再次抓捕，蔣曉玲表示，他們將按照漏罪處理，目前還在搜集証據中。

　　尋找年齡演變中不變的細節

　　這是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配合警方打拐尋親的第一次成功運用。

　　和普通人臉識別技術不同，跨年齡比對是一個公認的難點，青少年階段人臉特征變化最大，而這些年齡跨度超過了10年的兒童，技術應用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蔣曉玲告訴新京報記者，10年時間，孩子的變化之大，可能走到身邊，父母都無法認出。她印象最深的，是DNA確認后，被拐男孩小杰和親生父母相認的畫面。夫妻倆見到孩子的第一件事，是翻開孩子右腳褲腿，那裡有一處傷疤，是小杰在被拐前被開水燙傷的。

　　在看到傷疤后，夫妻倆低語著，“沒錯，沒錯”。這是不太會被時間改變的細節。對於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來說，同樣的操作是，需要告訴它，一個人的面部隨年齡演變時，不變的那些量是什麼。比如，一個人的耳垂長得很特別，或者他的眉峰、眉骨走向不一樣，再將這些轉化成數學語言。

　　技術人員需要通過各種數學語言教導AI——“這是同一個人。”“這是這個人1歲的樣子，5歲的樣子，10歲的樣子，30歲的樣子。”“這個大人的照片，跟其他小孩子都是不像的。”

　　現實條件中，照片的質量、人臉的角度、遮擋、光線都有可能對AI的判斷帶來影響，AI技術，需要盡量克服其他因素的影響，去獲得人臉特征。蔣曉玲在收集照片時，會盡量要求家屬提供正面的、相對清晰的照片，而這次比對的經驗顯示，一張正面的照片，比對結果比清晰的更為重要。

　　鑒於四川的成功案例，2019年四五月，深圳警方將17個拐賣兒童的積案重新整理收集照片，利用AI技術在廣東省的數據庫進行比對。

　　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反黑處打拐科袁炎良在四川這次行動前，就已經聯系過多家企業，他想到既然成年人可以比對，能否嘗試將兒童小時候和長大后的相貌也進行比對，但此前的多次嘗試，均以失敗告終。

　　深圳是一個外來人口較多的城市，與四川不同的是，這17起積案，他們沒有找到嫌疑人，也沒有孩子的明確去向，這次比對，屬於盲比。“用這個技術試一試，孩子是否被拐賣在廣東省內。”袁炎良也沒有想到，最終能在17起積案中，比中5人，其中時間最久的，已經被拐19年時間。

　　那是2000年，深圳羅湖發生一起綁架兒童案，綁匪索要贖金二十萬元，隨后小孩和綁匪卻消失了。多年來，警察沒有放棄尋找，也曾找畫像專家進行跨年齡模擬畫像。孩子失聯時隻有3歲，19年過去了，他被找到時在深圳一家餐廳當廚師。

　　這是技術給打拐尋親帶來的進步。

　　AI尋親能否向全國范圍推廣

　　四川和深圳的成功，能否將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從個案推向全國范圍，這是公安部打拐辦新的考慮。

　　事實上，2017年3月，百度與尋親平台“寶貝回家”開展合作，首批2萬多條尋親數據接入百度跨年齡人臉識別系統對比評測，並篩選出部分疑似案例。被拐27年的付貴成為第一例尋回的走失兒童。

　　2018年，民政部開發的全國救助尋親網，已經上線由百度提供的“人臉對比尋親”的功能。尋親者通過上傳走失親人照片與站內照片進行比對，可以查詢全國2000家救助站中是否有自己親人。其中也包括跨年齡識別。

　　同年底，今日頭條旗下公益尋人平台“頭條尋人”也正式推出“識臉尋人”功能。用戶上傳走失者照片，即可與頭條尋人后台的走失人員數據庫直接對比匹配結果。但AI尋親要想大規模應用，對於企業來說，還有很多復雜的難題。騰訊安全管理部安全專家湯海鵬在接受媒體採訪中提到，跨年齡識別技術要想大規模應用起來，復雜的不是技術，是難以落到實處卻又更加觸及根本的倫理道德難題，如果想在全國推廣，這個過程會很長，因為涉及很多要協調的事情。

　　湯海鵬這樣形容：“從理論上來說，如果把全國人的DNA都檢測比對一遍，拐賣兒童的案子不會有一件破不了，但人人都知道，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副主任孟慶甜向新京報記者介紹，事實上，因四川和深圳的成功案例，已經有其他省開始提出相同的需求，希望借助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幫助尋找多年前被拐賣的兒童，他們也在試圖解決技術推廣中的難題，向全國其他省市推廣。

　　在警方看來，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目前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其主要的需求，是運用在線索中斷多年尋親未果的歷史積案中。

　　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開展的“全國打拐專項行動”和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實施以來，收買被拐賣兒童將被追究刑事責任，人們的反拐意識在不斷提高，現代的技術偵查手段也在不斷進步，拐賣兒童的數量在不斷減少，案件多數可以快速偵破解救被拐兒童。

　　根據公安部的數據顯示，2016年5月15日，公安部研發，阿裡巴巴集團提供技術支持的“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團圓’”系統正式上線，截至2019年5月15日，平台發布兒童走失信息3978條，找回3901名，找回率98%，其中解救被拐兒童57名。這意味著，在近3年公安部發布的走失兒童中，僅有57名兒童是被拐賣。

　　孟慶甜提出，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實際上也是一種輔助手段，幫助警方將解救范圍不斷縮小，而最終的認定，還是依靠DNA數據比對。

　　2009年，公安部建立打拐DNA信息庫，通過進一步完善網上比對和線下調查核實，截至目前，已經幫助6100余名被拐多年的兒童和家人團聚。此后仍將進行功能升級，擴大比對的數據范圍。

　　而在公安部陳建鋒看來，借助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是警方尋找被拐兒童的方法，但解救被拐兒童並不僅僅是依靠一張照片，其中還有公安的大量偵查和落地工作。而對於走失家庭來說，自己尋找的結果太過渺茫，建議前往公安部門採血入庫，被拐兒童有自主想法后，也主動前往公安部門採血。“很多時候，尋親只是一滴血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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