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正在店裡取快遞。 　　新華社記者 張 端攝

　　上班不在家，沒法收快遞，這對於網購達人曹月來說是件麻煩事。近期，她偶然發現小區門口開了一家快遞代收點。“這可解決了大麻煩，方便又安全。”曹月對記者說，“不過‘享受便利，必承其貴’，一件快遞得多花2元錢。”

　　類似這樣的快遞代收點是一種快遞社區服務方式，如今，很多社區便利店開始做起了快遞代收的業務。那麼，快遞社區服務點能否為消費者提供便捷可靠服務，妥善解決快遞“最后一公裡”問題？

　　　　　　　 

　　末端配送優勢凸顯

　　賈女士在北京市朝陽區紅廟社區經營一家洗鞋店，去年她開始做起了快遞代收。“小件1元，大件2元，給大家提供方便，自己也能掙點錢。”賈女士說，她並沒有加盟快遞公司，只是在店門口擺出了“代收快遞”的招牌，很多快遞小哥就常常會把快遞存放在她的店裡。

　　近年來，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快遞業務呈高速增長趨勢，但快遞末端最后一公裡配送問題卻成為快遞發展的瓶頸。快遞員送貨無人簽收、陌生人上門存在安全隱患、自提櫃又有體積和數量限制……如何提高快遞員配送效率同時保護貨物安全，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今，像賈女士這樣的個體經營者都開始做起了快遞代收的業務。這種運營模式無需經營成本，同時為快遞員和社區居民帶去很多便利，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這種模式的出現有其市場背景。對快遞員而言，由於業務量繁重，每位快遞員每天至少送幾百件快遞，且經常遇到客戶不在家等情況，所以對他們而言，社區快遞代收是一個提高效率的好方式。對消費者而言，同樣解決了許多痛點：有調查數據顯示，72%的消費者無法在快遞員送件時親自收取，22%的消費者認為快遞員上門簽收會造成個人信息的泄露，還有少數消費者不方便直接與快遞員進行快遞的交接。

　　業內人士認為，社區快遞代收可以讓本就有末端配送優勢的便利店與居民產生更多聯系。如果以合理的模式運營，快遞企業有望分食社區商業這塊大蛋糕。

　　規范標准亟待形成

　　類似於賈女士這種個體自發的服務模式，也引發了一些擔憂。有業內人士認為，這種服務模式只是快遞員個人與便利店的合作，並無具體規范，一旦快遞包裹丟失，很難找到責任方﹔同時，如果快遞公司和便利店只是一種鬆散的合作關系，對於優化“最后一公裡”服務就沒有多大作用。

　　最近，曹月就發現，快遞代收點給快遞小哥提供了便利，卻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我家住6層，沒有電梯，最近很多快遞小哥都會直接把快遞放到代收點，即便自己在家時也不願意送上門了。”

　　目前，大家所熟悉的快遞代收模式主要是便利店代收與快遞櫃代收，但是二者各有弊端。快遞櫃面臨大件快遞無法存放、成本較高、住戶與快遞櫃距離較遠等問題，而便利店代收常常會出現亂收費的現象，安全性也難以保証。

　　如何滿足消費者對“安全、便捷、優質服務”的全面訴求？顯然，無論何種代收模式都需要形成規范標准。從法律角度而言，8月底發布的電商法規定，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在交付商品時，應當提示收貨人當面查驗﹔交由他人代收的，應當經收貨人同意。

　　而社區代收收費方面，各社區情況不一，有的物業公司提供這項服務，有的則認為這不屬於物業服務范圍。快遞物流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認為，可以借鑒日本的快遞末端服務模式：日本不少小區將快遞服務費包含在物業費中。物業公司不但購買快件箱，還會幫用戶代收生鮮、大件等不適合入箱的快遞，並負責交到收件人手中。

　　創新打造社區商業

　　隨著快遞市場的壯大，越來越多的商家開始盯上了社區商業模式。

　　尼爾森和阿裡研究院發布的《快遞最后100米服務趨勢報告》指出，消費者的需求催生了代收市場。除了快件箱代收，還有店面（驛站）代收、物業代收等，代收市場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快遞代收如何圍繞社區“最后一公裡”打造獨特的商業模式？許多業內企業都開始了不同的嘗試。

　　圓通速遞旗下“媽媽驛站”把快遞服務與日常購物結合在一起，既為社區居民提供快遞收寄服務，還能滿足消費者的日常購物需求，建設起“社區一刻鐘生活圈”。如今其線下加盟合作者數量已經達到1.6萬多家。

　　有一些企業則讓第三方服務平台介入，搭建快遞寄件共享平台。比如“小兵驛站”利用快遞代收所帶來的流量，把快遞代收、商鋪、消費者、平台結合起來，打造第三方本地生活服務平台。

　　還有人將目光瞄准了小區裡的信報箱。目前，中郵速遞易正在和中國郵政聯手，探索將居民小區裡的信報箱升級成集收包裹、信件、報紙等為一體的智能信包箱。

　　“隻有商業模式的創新，才能帶動快遞代收長期生存下去。”“小兵驛站”首席執行官吳何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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