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從事人文社科領域研究的人來說，往往覺得科技進步和創新這些詞和自己沒什麼關系。當然，人文社科學者並不拒絕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便捷，“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盡管有一份浪漫和慰藉在其中，卻也敵不過電話和微信及時通訊中一聲溫暖的問候。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科技進步與創新這些事與我關系不大，尤其是在法律這樣一些由人來制定和實施規則的世界裡，隻要一個“守”字足矣。

　　最近有報道說，法律AI平台LawGeex與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法學院及南加州大學的法學教授等合作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由訓練好的法律AI與20名經驗豐富的頂尖律師進行比賽，其結果是人類律師完敗。他們在比賽中所涉的內容或曰任務，與許多律師每天所做的工作很相似，而在完成的准確率和所花費的時間上，法律AI卻要比人類律師的得分高出一大截。雖然專家說這並不意味著律師這個職業的終結，相反，這項技術還可以幫助律師們節省出寶貴的時間，讓他們專注於客戶咨詢和其他更有價值的工作，不過專家也提醒法律專業的學生“需要理解這些人工智能工具和技術”，因為這將有助於他們成為更好的律師，以便未來在法律方面有更好的建樹。

　　這就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當普通人可以通過法律AI解決簡單的法律問題時，一般從事低層次法律服務的人將被淘汰，而法律人則必須依托於人工智能工具和技術提供的資料和數據，努力精進業務，提高自己的水平，才有可能在法律服務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換句話說，法律AI即人工智能工具和技術的運用，將使一部分法律從業者掙錢越來越難，甚至丟掉飯碗，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越來越逼近的現實。

　　其實，這只是人工智能或曰科技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危機”的冰山一角，在其他領域中的人們，或許早已體會到了“器物”對人的排擠。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它就客觀地存在著，我們除了正視它、面對它外，別無他法。

　　在現實中，我們對科技創新和進步所帶來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變，似乎並不太過擔心，相反，倒是經常對創新能力的不足而憂心忡忡。在春節過后的第一個工作日裡，山東省有關新舊動能轉換的話題就曾引起了人們廣泛的共鳴。在承認落后的現實后，山東省提出的走出這一窘境的策略，就是要抓住時代機遇，增加創新動力、提高創新能力和激發創新活力。山東所面臨的問題，不過是整個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在當今世界，小到一個企業，大到一個省或整個國家，創新能力都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核心競爭力。

　　尼娜·哈奇格恩與莫娜·薩特芬十多年前合著的《美國的下個世紀》一書，討論的是“美國如何在其他大國崛起的時代裡保持繁榮”的問題。她們認為要讓繁榮的狀態繼續下去，就必須“修復創新引擎”，因為從二戰以來，美國50%的GDP的增長和約65%的生產力的提高都源於科技的進步。在說明創新重要性的同時，她們還以中國作為相反的例子。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很自豪於曾經領先於世界的四大發明，尼娜和莫娜的書中也說，在歐洲人還在使用煤油燈的700多年前，中國的工程師、科學家和手工藝者就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成就。除了茶和火藥以外，古代中國還有十進制、指南針、獨輪推車、紙、紙幣、活字印刷、多米諾這些聞名遐邇的發明。9世紀時，煉鐵技術就已在中國推廣開來，這比歐洲掌握該項技術的時間早了近1000年。在10－11世紀時，中國就已經建造了精密的海輪，其中最大的“寶船”有9根桅杆，長400多英尺，可承載2500噸貨物。相比之下，200多年后的哥倫布的航船，卻隻有125英尺長，載重280噸。

　　然而，這種狀況在15世紀以后發生了逆轉，原因是明朝統治者選擇停止了中國大部分的海洋工業，在領先國外400年之時關閉了國門。而這一致命的決策，使得中國在僅僅一個世紀以后，當面對到來的日本和新歐洲侵略者時變得不堪一擊。中國的創新社會在明朝最后幾十年和之后清朝的持續下滑，使中國的經濟和世界大國地位也隨之下跌。作者由此而得出結論，創新並不一定能自行保持經久不衰。

　　從天性來看，人類習慣於在已知的環境中生活，對於未知的恐懼和創新可能帶來的職業或其他風險，有一種本能的拒斥。事實上，科技或其他方面的創新，可能會使一些職業消失，但卻有可能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在當下的中國，隨著人們網購的流行與普及，一方面是傳統實體商店受到一定的沖擊，另一方面卻是快遞這一新型行業的興起，隨之還有物流交通需求的增長，在此消彼長中，是給消費者帶來的便利和實惠。

　　人類的問題和欲望是無限的，創意也是無限的。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我們雖然甚少機會直接參與科技的創新，卻也不必惶恐其帶來的變化。我們能做的，就是熱誠歡迎類如法律AI的到來，緊跟時代的步伐，在其協助下把我們的本職做到更好。（馬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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